或能辩了业用德时相应差别，此章称句。

实际上，民谚俗语中也有类似的概括，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战国策·赵策》、《史记·刺客列传》中都有类似的记载。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道理很多人都能够明白，甚至可以达到不言而喻的程度，但对委己者柔在许多人那里却始终幽暗含糊而不得敞亮、澄明。

故齐侯取运的特殊性就在于他的主观目的是正确的，地拿过来之后还是在鲁昭公的名下，还是为鲁昭公所用，没有方向性错误，因而值得《春秋》所肯定。[1]《周礼·冬官考工记序》云：鹳鹆不逾济，[2]因为是热带、亚热带的飞禽物种。经文不书‘逐季氏者，讳不能逐，反起下孙，及为所败，故因雩起其事也。昭公廿五年是有异象的。按照《春秋》之正常书例，外国军队夺取别国的城邑是不予记载的，但这次则例外，原因就在于齐国挑起侵略鲁国战争的意图是为鲁国君王昭公的生存和复国而夺取地盘。

《春秋》为昭公出逃而避讳，言其孙而不直言遁，严守尊尊之道矣。儒家重礼，杀的行为具有等级区分。吾以布衣为上师傅，其敢不自重？吾与潞公所以不同也。

叶適亦疑《十翼》非孔子作。举世行谊既衰矣，则人与人间，真意愈薄，人情又何从而安之哉？理性不伸，是非不明，人人逞势尚力，以从事于攘夺，其所生恶果，驯至社会解体，国族危殆，而圣人之道扫地以尽。（此段译文据《再生》周刊张君劢先生所为文中转引，该文题目一时忘记。告程颐曰：焞不复应进士举矣。

务咨询，达壅蔽，则有勤政之名。[6] 6.蔡元定从学于朱熹，道学之禁，其窜道州也，郡县逮捕甚急，元定色不为动，与季子沈徒步就道。

诸如篡弑、宦官、宫戚、王室子弟之祸，宋固无之。今姑就一般人所认为空谈心性之理学大师考之：如周敦颐善辨分宁狱，通判虔州之为赵抃所叹服。惜其受知庐陵，因患奸邪之目，转劾庐陵，为瑜不掩瑕耳。然考鹅湖之会后六年，九渊访熹于南康，熹甚喜，与之泛舟为乐。

熹实敬其为人，老兄未可轻议也。四人性既不同，所见各异，故议事多不相从。治事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历算可以明数等是。（《容斋随笔》卷三《兄弟邪正》）案新法派自有其政治立场，固非可漫指为邪党者。

可知理性之自由与求真之性质，二者是相互联系的。南宋陆象山作《王荆公祠堂记》，称其志曰：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

潞公对上恭甚，进士唱名，侍立终日，上屡曰：太师少休。此皆近习养成之，不可以不戒，请自今旧名嫌名皆无复避。

譬如熙宁变法，有所谓新旧派，而旧派诸人政见偶合，则为共同之奋斗。（章炳麟《汉学论》）其精审固多有非宋儒所能及者。仁宗时，田况知制诰，尝面奏事，论及政体，帝颇以好名为非，况退而著论上之。故君实为《景仁传》，其略曰：‘吕献可之先见，景仁之勇决，皆予所不及也。至于改书者，则于龚鼎臣《东原录》，刘敞《七经小传》及王柏《书疑》诸书见之。综览以上诸例，宋儒立身，风骨稜稜，其尊所自得，匪特不为权威挠屈，即处师门友朋父子兄弟之伦，亦不徇情苟同。

二则以末流之弊尽委创始之人，殊为昧于事理。鉴陈桥之已事，惩五代之前车，有功者必抑，有权者必夺，即至高宗微弱已极，犹畏其臣之强盛，横加侵削。

如上所论，自信自尊，直申理性，允为宋儒之特色。盖君子与小人争，义利有别，是非易明。

神宗曰：此尧舜之事，朕何敢当。金人之立张、刘，本意以华制华，达其逐步吞噬之欲，然张邦昌虽立而难居，奉大位于高宗。

苏辙以《诗》之《小序》反复繁重，类非一人之词，疑为毛公之学，卫宏之所集录。其言曰：学必如圣人而后已。澄冗滥，轻会敛，则有广爱之名。（见《和靖学案》） 4.张九成以不附和议为秦桧所恶，尝使人谗之曰：大凡立朝须优游委曲。

苗刘胁帝退位而弗敢害，旋以诸将勤王而授首。沈撰《皇极内篇·序》曰：洞极用书，潜虚用图，牵合传会，自然之数，并晦蚀焉。

又其时有以书谏之者，熹答曰：放流窜殛，久置度外。高远之目标既立，鄙信之思斯去，提高人格，增进智慧，遂于宋儒见其殊效。

5.孝宗隆兴中，除朱熹提点江西刑狱，促赴召。用理性维持秩序，似弱而强不可夺。

溯自中唐以来，藩镇跋扈，法纪荡然。故君实常谓人曰：‘吾与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苏（轼）曾（巩）皆欧公门人，而议论不苟同如此。此或亦足稍纾其困欤？至宋代民间风俗，则超越六朝隋唐矣。

朱熹和之，且疑《书序》。至王安石有《答韩求仁书》，则直以三《传》为不足信矣。

苏辙谓其有三不可信，胡宏谓其无一官善，陈及之以设官太多为讥，陈君举以隶属失当为惑，洪迈指为出于刘歆之手，赵汝谈谓其附会女主之书。安石虽亦雅敬光之为人， [4] 而答书则云：盘庚之迁，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

有要之路者曰：正心诚意之说，上所厌闻，即入对无及也。……方今政令宽弛，百职不修，二虏炽结，凌慢中国，朝廷恫矜下民，横罹杀掠，竭沥膏血，以资缮备，而未免侵轶之忧。